回忆的性别：我们为何要写《谢烨之死》
昨天（10月8日）是谢烨逝世二十七周年忌日，我们推送了《谢烨之死：天才神话下的性别暴力》一文。多年以来，对此事的缅怀与追悼往往围绕顾城，鲜有人在这一天纪念谢烨。
在林奕含之后，在北大包丽与拉姆之后，当我们以性别视角重新看见谢烨、重新检视二十余年间文学界与媒体对此事的呈现，我们会看到什么？今天这篇文章，是《谢烨之死》的作者元十雨与后生价值的编辑陆召袂在选题阶段的一次对谈节选，经删减、增补后呈现如下。
撰文 | 元十雨、陆召袂
编辑 | 陆召袂
召袂：
其实昨天那篇文章，咱们选题的初心是：后人在追忆顾城和谢烨的时候，普遍存在一种浪漫想象、或许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玫瑰色滤镜，把顾城在生活能力上的缺陷说成是「天才」特有的「遗憾」。这种叙事是非常性别不友好的，因为谢烨所有的付出、所受到的伤害包括家庭暴力，被习惯性地认为是「妻子理应付出的代价」；乃至谢烨最后被谋杀，都变成了顾城「特立独行」的注脚。
这是今天我们关注的问题：「浪漫化顾城、省略掉谢烨」的这种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我个人觉得，这一现象背后好像有两类不同的人群。首先是与顾城相关联的文学社群。在昨天的文章里，你提到的岳建一、陈力川、钟文等人，他们对于顾城的缅怀，起始于对同道中人的纪念。
另外一类对顾城寄予浪漫化想象的人群，是网络世界的营销号。这些内容生产者们的遣词造句往往很「冲」。
十雨：
召袂：
我觉得文学社群和营销号们，二者浪漫化顾城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对于大众而言，纪念顾城很多时候有点像一种身份认证，是一种集体参与的「自我表彰」——「你看，我记得顾城，我有这个范儿」。
十雨：
我看到王德威有一篇文章《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里面提到顾城与谢烨之死的传播过程中，仿佛有一种嘉年华的气氛，而不仅仅是一种哀悼和缅怀的气氛。用「嘉年华」来形容这种气氛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召袂：
对，我觉得这种气氛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表述词语是sensational，或许可以暂时翻译为「官能」。2015年，文化学者杰维斯（John Jervis）写过一本书，叫做《官能主体》（Sensational Subjects）。这本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杰维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们对「官能」的追求。人们需要时刻被投喂很多「情绪」，我们的感官无休止地渴望被刺激。而在这当中有一种「煽情主义」（melodramatic），也就是用「既忧郁、又夸张、又煽情」的方法去描述一件事情。
十雨：
Sensational一词有几个不同的意思，杰维斯的用法，我觉得比较接近「煽情的」、「耸动的」、「猎奇的」等这一类含义。布莱迪记录顾城和谢烨的《死于流途》一文中，也用到sensationalism一词来形容诸如陈子善编选的纪念文集《诗人顾城之死》的文章风格。还有一个词是hagiography，原意是指圣徒传记，引申为将一个人理想化或偶像化的书写风格，也有吹捧之意。布莱迪也用过这个词来形容很多评论家笔下的顾城，实在是恰到好处。
布莱迪在那个年代就批评当时许多和顾城有关的书的出版是商业至上、赚快钱的逐利行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种逐利行为是通过营造一个远离物质和消费世界的人物来达成的。
召袂：
没错，我觉得这可能和普遍通行于文化界的「怀旧」情绪相关。人们在纪念顾城的诗歌遗产时，好像掺杂着某一种「当下的年代很难再出一个顾城」的「哀叹」。
十雨：
是的，我想到现在常见的对八十年代的怀念，那是一个诗歌和诗人享有崇高地位的年代，诗人就是那个年代的偶像。至于顾城的杀妻自杀事件，也是一边由同世代的诗人、作家、评论家、编辑等提供回忆的基调和素材，一边由大众进行摘抄、复制、洗稿、二次制作，前者许多时候至少会顾及文字的洗练和节制，后者则不断重复和放大前者透露出的基调，越来越粗糙露骨。
王德威的文章里面提到一位叫奚密的学者，她现在在美国研究中国诗歌。奚密20年前在一本专著中就讨论过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特有的诗歌崇拜的现象，她在这里用的英文词是cult of poetry。我想起谢烨和李英（顾城的另一位亲密伴侣），都曾比喻顾城为教堂或者神殿，而她们仿佛是女信徒。顾城的理想世界是一个男人和一群女人的天地。我觉得顾城好像有点把自己当成他的「诗歌教派」的精神领袖。
召袂：
我觉得与此相关的是，人们之所以向往甚至崇拜诗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诗歌代表了某一种「反抗」，它承载了「文化逐渐凋零、社会末路穷途」之际的希望和引导。
但从性别视角来看，当大部分诗歌刊物由男性创建、大部分诗人和评论家也是男性的时候，诗歌所代表的「反抗」很可能不是普世的，甚至可能对女性有所压迫。谢烨的例子最明显，煮饭洗衣做家务、甚至誊抄诗稿，但最后，台前的荣耀由丈夫认领，背后的付出却被我们的性别文化认为是「理所应当」。
十雨：
是的，很巧，奚密也曾讲到性别的问题，她写道：当女诗人谈到诗歌时，她们似乎更关注与女性生存特别相关的一些问题，对男诗人或「诗的地位」缺乏兴趣。
我觉得这里特别有意思，说出了我一直以来读诗或者其他文学作品的一种阅读感受——我从很多写作者，尤其是男性写作者那里，觉察到一种强烈的「辩护的冲动」。不仅仅是从语言上辩护，而是通过把「诗歌」提升成一种超越的、永恒的「精神」来为文学或者自己在现实中的边缘处境做辩护。
召袂：
这让我想到性别研究中「所有权」（entitlement）的概念——我觉得男性作家在为诗歌辩护的同时，还隐喻了一种「所有权」。换句话说，我为诗歌辩护不仅因为我自己感受到了危机，也因为诗歌是属于我的东西，所以我要去辩护。
非常有趣的是，我观察到很多年轻女作家其实已经发现：当「文学」、「抗世」、「男性」三者相结合，反而会产出一个很伪善的结果。比如在黄昱宁的《八部半》、陈思安的《活食》，还有林棹的《流溪》这三部小说中，三位女作家都写到了这样一个桥段：「男性用抗世的精神伪装自己高深莫测、独一无二，但最终目的可能只是与女主角发生性关系」。
十雨：
「反叛」本身肯定是不分性别的。但在既有的性别不平等的环境中，「反叛」却可能沾染上某种性别刻板印象。比如顾城，他的反叛是通过对现实和政治的回避完成的。布莱迪认为，顾城「通过无视政治而选择生活在幻想世界，通过拒绝与现代现实合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原始的政治声明」。吊诡的是，这样的反叛，却变本加厉地延续了传统性别模式对女性的压榨。
召袂：
是的，我们昨天的文章就是最直观的例子：大家都在纪念顾城的特立独行，但这种纪念同时构成了对谢烨的除名。
十雨：
奚密其实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对诗歌的向往落脚在了诗人身上而不是诗歌本身，这是否是不恰当的？我想到一些媒体在纪念过往学者或文人时，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大师」一词。
召袂：
对，「大师」还有「先生」。当年杨绛去世的时候，网上充斥着「杨绛先生」「杨绛先生」的叫法。而彼时的互联网，刚刚掀起过一番「能不能称呼有学识的女性为先生」的辩论。「大师」的指认词为什么和平常用作男性身上的指认词相重合？可见「先生」作为一种对师长的古典称呼，它所代表的大师文化是男性中心的。我一直觉得很别扭。对于女性，是不是哪怕可以被称为大师，也必然会蒙上一层隔阂，或者必然要住进一种别扭的语义空间当中？
我觉得这当中存在一种「回忆的权威结构」，回忆也是有性别的。比如说我们去纪念钱钟书以及陈寅恪，在这种回忆的权威结构当中，他们是大师，是先生；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民国时期的女性，比如说林徽因。百度一搜，出来的都是「人间四月天」，或者「女神还是绿茶」一类的营销文章。萧红也是一个例子。
十雨：
是的，提到萧红就会想到到他和萧军或者是和端木蕻良的关系。人们纪念女作家、女学者时总是会提到她们和男人的关系。
召袂：
是的，这就是回忆的性别。我们追忆男性作为大师的文化遗产；而对于女性，我们的回忆必须掺杂一种情绪，其中必须夹带一丝忧郁，这种忧郁或多或少萦绕在她与男性的关系周围。
回到谢烨与顾城，你曾提到过，昨天那篇文章的初衷是因为MeToo事件尤其是林奕含之死后，你对于人们如何回忆谢烨有了一个反思。所以你觉得，当前我们目睹的亲密关系暴力，和当时谢烨与顾城的关系是可比的吗？如果切换到现在的语境下，顾城对谢烨有PUA吗？
十雨：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说。谢烨与顾城之间是不是有权力关系的明显不对等？好像真的很难讲。
召袂：
我觉得关系不对等是有的。在80年代，顾城已经开始被人们视为诗的化身，我觉得这样的文学地位赋予了他一种权力。就像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说的，犯人和文学是一体的，那谢烨怎么能背叛文学呢？不知道谢烨最后精神如此崩溃、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她面对的是「（顾城所化身的）文学和诗歌本身在虐待她」的现实。如果是这样，对她来说一定是特别难熬的。
十雨：
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可以继续追问，文学和诗歌本身能够虐待一个人吗？是怎样一种文化，把一个现实中人神话为文学的化身，进而使被那个人虐待或霸凌的人感到爱上文学就是爱上那个人？
文学是否可以不如此？昨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露易丝•格丽克在一次演讲中曾说：「这种偏好背后的一个可能的想法，是把诗人当成反叛者，当成无法无天的局外人这样一个怪念头。对我来说，似乎无法无天的想法是一个浪漫传说，而浪漫传说正是我最努力避免的。」她也十分谨慎地使用「诗人」一词，认为它描述的是渴望而非职业或头衔，在我的理解中，这或许是在警惕诗人身份带来的某种光环。
林奕含的自述是悲愤的，她知道自己承受的痛苦是不正义的；但她从少年时代受到诱奸，也曾说服自己爱上强奸犯，认识到自己受到不公的暴力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而北大事件中的包丽至死都认为是自己的错。
谢烨和顾城的互动则充满争执和相互指责，从顾乡《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的记述来看，我似乎感到两人的权力关系是充满拉锯的。阅读顾乡的文本甚至让人感觉顾城才是处于弱势、值得同情的那个，谢烨大多数时候则扮演那个歇斯底里的指责者角色。但想想在事实上是谁做出种种让步：从早年在顾城压力下的辍学、辞职，到长期衣着发型的被约束，到从生活到写作围绕顾城的劳动，到到对李英的接纳，甚至因为顾城而送走儿子，直到在德国被顾城推下楼梯、差点被勒死而进了医院，再到最后被顾城袭击后不治而去。考虑到这些，我更倾向于把谢烨在《十四天》中表面上的强势解读为绝望的悔恨和反击，而非实际上的掌控者。
顾城理想中的恋人「绝不会对他背过身去」，可是在现实中，他的恋人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世界，为什么不能有他以外的生活？而一旦现实打破了顾城的幻想，后果却是由谢烨来承担。
参考文献：
Anne-Marie Brady，Dead in Exile：the Life and Death of Gu Cheng and Xie Ye，China Information 11（4），126-148，1997
顾乡《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http://www.gucheng.net/gc/Search.asp?Field=Title&ClassID=&keyword=%CA%AE%CB%C4%CC%EC&Submit=+%CB%D1%CB%F7+6.
Jervis, John. Sensational Subjucts: The Dramatization of Experience in the Modern World.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5.
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8
露易丝•格丽克《诗人之教育》，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PfGbCMPcY4c7MXdjMl0sw
王德威《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0956.html
奚密《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元十雨《谢烨之死：天才神话下的性别暴力》，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2J0q3VkPsn21Lcz7fkwBA
如果回忆有性别，
「纪念」必须更加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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